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芙蓉》、《收获》等刊物先后刊发了葛红兵的《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王朔的《我看鲁迅》、张闳的《走不近的鲁迅》、裴毅然的《鲁迅问题》等文章。这些文章对鲁迅以及鲁迅研究提出了全面的质疑，认为鲁迅的思想、人格、作品均存在着明显而又严重的缺陷，鲁迅研究中存在着很大的弊端。如张闳认为鲁迅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人”，并不是因为他“写得特别好，而是因为其他人写得特别糟”，他的《呐喊》、《彷徨》中的小说除《孔乙己》外均有明显的缺陷。裴毅然提出鲁迅研究存在着重复密集的问题。这些观点引起了鲁迅研究界以至整个文坛的关注，有些刊物发表了与他们的观点针锋相对的文章。因而，鲁迅及鲁迅研究再度成了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中国鲁迅研究会、《鲁迅研究月刊》编辑部等单位于5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鲁迅研究热点问题讨论会”，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陈漱渝说：作者自身所受的教育、各自兴趣爱好等是这些观点产生的客观原因，有意制造兴奋点是其观点产生的主观原因。还有学者认为这些观点的产生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商业炒作的需要，因为从作者的角度来看，这类稿子好发，从刊物创办者的角度来看，这样刊物好卖；二是道德价值观念的变化；三是评论界的推波助澜。山东大学文学院的高旭东认为：这些观点的产生有的是其作者没有读过鲁迅著作所致，有的是其作者好说反话的性格使然，如王朔。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张恩和则指出：国民教育水平不高、文化空间狭小、学术交流渠道太少等均是这些观点产生的原因。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张直心认为：中学教育体制所造成的对鲁迅的扭曲是这些观点产生的原因之一。
在鲁迅研究问题上，也要正确地处理好一家与百家的关系、要把握好正确的舆论导向。王富仁认为，对鲁迅、鲁迅的作品、鲁迅研究均可以有异议，但异议必须是真诚的；鲁迅研究者不必讳言自己是吃鲁迅饭的，只要是认真地在“吃”、没有白“吃”就行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孙玉石表示：要用正常的观点来看待非正常的观点，要用严肃的态度对待对鲁迅以及鲁迅研究的不严肃的攻击，要通过鲁迅以及鲁迅研究来说话。
作为一个公众形象，鲁迅是否可以被异议呢？是可以的。王锡荣说：对鲁迅、鲁迅的作品、鲁迅研究均可以批评，但批评必须是严肃的。对不严肃的批评不能漠视，因为谎言的重复也许会被人们误认为是真理，因此，学界要认真对待这些观点，不能让它变成文学史，否则，文学史的真实性就会受到损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张梦阳则主张要对葛红兵等人的观点进行辨析，要捍卫真理，但要注意方式。河北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张永泉认为：关于鲁迅以及鲁迅研究不同观点的产生是很正常，要以平常的心态来对待之，要深入思考这些观点产生的原因。还有学者比如国家文物局的郑欣淼补充说：这些观点的产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鲁迅、鲁迅的作品、鲁迅研究均没有过时。吉林大学中文系的刘纳认为，从“人”的角度研究鲁迅，他有不得当的地方，但我们不是仅仅因为鲁迅是一个“人”才去研究他的，而是因为他有好多一般“人”所没有的东西才去研究他的。因此，要正确地看待鲁迅，全面、科学地评析鲁迅。
鲁迅研究还能研究些什么呢？在这样一个资讯发达的网络时代，做鲁迅研究又意味着什么呢？王富仁的回答是：“鲁迅研究者要根据时代环境的变化把过去不能说的话说出来、没有说清楚的话说清楚；要思考怎样比别人更清楚地理解鲁迅；要通过鲁迅研究把鲁迅在中国文化研究格局中的位置弄清楚；要把鲁迅研究的工作继续下去，鲁迅研究工作的继续不在群众，而在研究者。”孙玉石提出，鲁迅研究者要反思造神运动是否潜在地存在着、鲁迅研究的结果是否无意地神化了鲁迅、文学启蒙本身有没有缺陷、离开了民众来强调个人是否合理。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王景山认为：要普及鲁迅、鲁迅著作，要使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鲁迅是为人生而奋斗的，鲁迅研究也应该是为人生奋斗的。鲁迅本是青年人的导师，现在却成了中、老年人的导师，这一状况应该得到改变。王锡荣也认为学界要做普及鲁迅、鲁迅著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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